科举时代，虽有私塾和书院，但士子读书应试，仍以自修为主。不过，随着新式学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，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循规蹈矩地由小学、中学而大学，获得一张由国家背书的文凭，才是“正途”；“自学成才”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（当然没有完全绝迹）。
因此，即使并未受到可见的操控，一个人仍会自动走上一条为“社会”所赞许的道路。事实上，只要把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意思略作修改，这句话就可准确传达“社会”运作的奥秘：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只需布置好相应的权势格局，“社会”就能通过无数成员的“自发选择”而运作起效。
我最近读到一本新书《修学庐日记》，感到其作者董朴垞的经历，就可作为这一运作的例证。董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人，生前曾是浙江工学院（今浙江工业大学）图书馆馆长，已刊行的著作有《中国史学史长编》《孙诒让学记》等，华东师大王传教授所编《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》亦收入其《中国史学史初稿》，此外还遗留有大量未刊稿本。我对其人原本一无所知，下文的论述都来自我读到的这部日记。
撰文 | 王东杰
“一叶识春秋”为书评周刊专栏，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，从中国近代史上选取一些被前人忽略或遗漏的、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文献，并加以解读，以确定20世纪中国历史/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。
第十期
董朴垞
《修学庐日记》
作者: 董朴垞 撰 / 钱茂伟 等 点校
版本: 崇文书局
2025年5月
《修学庐日记》是董朴垞先生一生所记的日记汇编。日记分为甲乙丙丁四集，分别为“项馆时期”“大同教书时期”“燕大研究时期”“温中教书时期”，倾力记载了其所阅之书、所行之事以及与师友的交往事迹，内容涵盖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教育以及社会变迁等各个层面，是了解董朴垞其人其学的珍贵资料，也是了解晚清到民国时期学术及近代以来浙东风土人情的重要史料。
董朴垞是谁
董朴垞（1902—1981），名允辉，以字行，浙江瑞安人，1919年毕业于瑞安中学，1922年考入浙江工业专科学校，后转入浙江法政专门学校，但不久便因贫穷、疾病，以及（他未明言但实际上可能更重要的）他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等原因辍学。他爱好古文，以“传经”自期，每日抱持古书诵读不辍，与时代风气格格不入，备受周围人的嗤笑而“不顾”，由是在地方声誉鹊起。1926年秋到1929年上半年，曾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次长，此时致仕乡居的当地士绅项骧聘请他担任自家的私塾教师；1929年下半年，复经项骧绍介，短暂任教于私立大同大学；1930年春进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，1932年毕业，任教于集美专科学校、杭州高级中学、温州中学等，1956年调入浙江化工学校（浙江工学院前身）。
《修学庐日记》起于1927年正月初一（公历2月2日），此后三年几无间断，直到1930年农历五月十一日（公历6月7日）戛然而止。那时董刚进入燕大读书还不满四个月，但他担心自己常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老师和同学，为人发现，引起祸患，就中断了记录。在集美学校时曾一度恢复，又很快中止（如今所见日记中无此部分），直到1939年10月10日重新开始，坚持近一年时间，至1940年10月1日彻底停止。目前出版的这部日记按其职业变动分为四集，分别是“项馆时期”（是集篇幅最长，从1927年初到1929年9月初）、“大同教书时期”“燕大研究时期”和“温中教书时期”。
董朴垞。
董朴垞日记持续的时间不长，目前我们所见大部分写于其25到28岁之间，但篇幅并不短。董对这份记录也很看重。据整理者所言，1966年“文革”高峰时期，董曾“将所有稿子撕成两半”；1968年“又偷偷将撕毁的日记重行整理，重新抄写”。其执着处仿佛吴宓，而吴将其日记看作一部“史书”；董朴垞虽未这样说，但从对日记的分集看，显然也有类似意识（一部有关自己的历史著作）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位理学信徒，他将写日记看作一种修身方式，故在其中留下了不少直抒胸臆的成分，毫无遮拦，但也有一些应写而未写的部分——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其生活、读书、交游和思想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。
董朴垞在日记中，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位“文学人”。但他所谓“文学”和其时一般所谓“文学”不同，是指古典的文字形式，尤其是唐宋以来所谓“古文”。在这方面，他最崇拜桐城派，手摹心追，一切修习俱照桐城旧法，平日读书也将精力都放在文字的“气势”“腔调”上，即便是经、史经典也主要被看成作文时可以“取用”的工具。所以，他虽常自命为“国学”传人，立志“传经”，而实际所重只在“国文”一项，甚至对诗词、楹联等韵文形式也缺乏深入研究。
不过董朴垞似并未觉察这有什么问题。这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因为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，“文”是“学”的一个重要甚至最要组成部分，“国文”和“国学”之间的门槛很容易跨过，甚至越界者自己都无觉察——事实上，许多现代学者如顾颉刚、钱穆、缪钺等都有由“文”入“学”的经验，且对其学术产生深远影响。董朴垞虽未有类似转变，但他对二者的区分也似大不以为意。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，还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就曾发生过林纾和《新青年》同仁的争论，新文化人如钱玄同等人更是直接把对手称作“桐城谬种”：在“古文家”和“新文化人”之间似乎隐然存在一条分界线，使得不少“古文家”自觉或被迫承担起“传统代言人”的角色。董朴垞自觉不自觉地脉承了此种心态。
董朴垞。
用后来一度流行的名词说，董朴垞属于“旧派”中的“自干五”。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止眷恋“古文”，而且看不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一切：白话文、非孝、妇女解放，等等。他对新时代的两性关系尤感不满，自言生性“拘束”，一旦和女子讲话便羞赧不已，曾因温州图书馆的接待人员是一位女性而仓皇离馆，反而是女性对此“不以为事”，使其感慨“人类几与禽兽等矣”。不过，他后来到燕大读书，看到“同学男女偕行于黑暗处自由谈笑”，顿起“嗟时之想”——我们虽不知其所“想”何物，但既是“嗟时”，便很可能是感慨年华老去，其内心深处对男女交往、自由恋爱实际充满了羡妒，绝不像他自认的那样遵从“礼教”。事实上，他的学术主张也掺杂了一些“新”的成分，比如认为治学要有“系统”等。但实际经验是一层，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却可能是另外一层。无论如何，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在意识上站在“旧派”一边。
其实，董朴垞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传统社会：尽管其生活的瑞安还保留了不少“传统”，但变化依然清晰可见。那么，董在“传统”中看到了什么，使其眷怀不已？一个重要方面似是读书人的尊贵地位。他听人讲“前朝掌故”，慨叹道：“科举时代，得功名不易，读书总觉为可贵也”，如今即使留学归来“亦不过如此”，令人怅怅。他因此说：“自科举撤后，士之进身皆由学校，得硕士、博士以为荣，人生乐趣已亡矣。”此处“人生乐趣”四字深值注意：对他来说，传统社会似乎有一种美学价值，现代社会虽存在与之相应的功能性配置（如硕士、博士之于科举功名），却无法在这方面取代旧的体制：“美感”看似不急之事，往往为历史学家所忽略，但从情感史的角度看，却是历史中更为深入、持久的作用力量。
“自修” VS “资格”
借用皮埃尔·布尔迪厄的著名术语，我们或可说，董朴垞的“习性”（或译“惯习”）更近乎传统士绅，但在其生活的时代，士绅社会的价值和制度都已在消散之中。董只能看到传统遗留下的几星残影：仍然受到尊重的耆老、前人的手泽或遗物、关于前辈学者的传说、节气习俗和民间信仰等。但年轻的董朴垞并未意识到这些只是将要马上消逝的碎片，而误认为自己可以像前人一样，修学成才，出而应世，澄清天下。1927年初北伐军来到瑞安，董周边的很多人都已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已变，劝董入党从事党务，被他一口回绝：一方面因为他看不起那些因此“暴发”的“不学”之人，另一方面也因他对自己的未来另有安排，并充满了信心。
不过，他的这种理想很快就遭到迎头一击。1929年夏天，项家子弟要考学，私塾结束，董朴垞必须找到一个新工作，以便养家糊口。他为此联系多方，“东奔西走”，不料却全告失败。董朴垞为此心中“耿耿”，悔恨自己当初没有获得必要的“资格”，才有这般下场。这和他此前的认识大相径庭，彼时他注意的一直是学问，如今似乎第一次意识到“资格”的重要。
正在此时，项骧介绍他到私立大同大学教授国学。董朴垞大喜过望，几乎忘记了“资格”的存在：到大学教书正是其一向“求而不得者”，此次虽然薪水不多，但“名誉却极佳”。他甚至想到同乡李雁晴的先例：李也是出身贫寒而自学成才的人，1924年被广东大学聘为教授，便富裕起来。董朴垞立志要“涉其后尘”。不过，到“大同”的第一课就令他备受打击：学生嫌他一口温州土话，难以听懂，声音又小，乃“嚣哄”起来。之后他虽在项骧等的鼓励下坚持了一个学期，但和学生的关系一直不睦。他认为这都是因为“大同”学生年龄大，底子差；自己又太年轻，对待学生“太宽”造成的。不过，十年之后他谈及此事，说自己当时“被人蔑视”，皆因“资格”不足之故——他再次回到这个话题，提示出“资格”对他的困扰之深。
董朴垞书法条幅。
很可能主要是出于这个考虑，董朴垞克服了诸种困难（主要是其父母因家中无钱，反对他辞去“大同”教职），坚持去燕大读书，深信“两年后卒业”即可“得名得利”，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。但报到没几天，他就萌发了退学念头。在同学劝说下返回学校后，他又想预支一笔奖学金，解决家中困难。他听说这需要导师黄子通（这是他最初的导师，之后才换为顾颉刚）签字，而黄让他提交一篇“论文”他还没写，就连夜赶写了一篇《赠黄先生序》，“论近世研究哲学者无系统类，独称黄先生不然，为余所思慕者在此”，“以为贽”。而在得知自己刚刚入学，不符合预支奖学金的规定后，董朴垞认定这都是因为黄子通贸然给自己写了证明信，“以致失败也”，并因黄告诉研究所董之性情不近哲学而勃然大怒，愤愤骂道：“黄氏真可恶。”其实，他早对黄子通不满，认为黄受到的是西学训练，“焉可以指导余乎？”两相对照可知，虽有家贫的原因，但董的表现显然一点也不“儒家”。重要的是，他对此似乎毫无反省，或有所意识而有意回避，反而笃信自己是在践行传统伦理的要求：因他在“尽孝”也。似乎只要有一份“孝”心，其他德行皆可不以为意。
做出退学决定后，董朴垞先去找了燕大的老师刘廷芳——他其实和刘并无深交，只因同乡之故，加之刘也很热情，而把刘看作依靠。刘廷芳当场答应帮他筹一笔款子寄回家中，但董认为这又是一笔债务，坚持退学。第二天，他又给燕大校长吴雷川写了一封信，“告以行孝之道，请为从杭教厅谋一事，为安亲心计”。次日，他跑去找吴，得到刘写给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的介绍信。并在日记中说，刘廷芳也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：“皆称余行孝，天地所需”，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，似乎完全不觉这种拜托有何不妥：“行孝”被看成调节整个世界秩序的砝码，人人皆应无条件歌颂，提供帮助。
董的日记在1930年6月7日戛然而止，恢复时已是1939年10月10日——彼时董是温州中学的国文教师。我们无法知晓他在这九年中经历了什么。仅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的短短记录来看，抛开个人心态、性格、私德等因素（他在这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，亦是其种种遭遇的原因），从社会角度看，董朴垞陷入了两种对立的境况，不免首鼠两端。一方面是传统学术和伦理的信仰：它们为其人生选择提供了意义感，但也不免遮蔽了其视野；一方面是功利的需求：他需要一个为社会认可的“资格”来谋生，为此不得不做出有违初心的抉择。董的生命历程受到这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的共同塑造，国文教师或许是最能兼顾两方要求的职业，但即使如此，他仍无法摆脱被两造撕扯的痛苦。
《董朴垞的国学与史学研究》
作者：钱茂伟 等
版本：人民出版社
2025年12月
“资格”究竟意味着什么
这个令董朴垞感到如此痛苦的“资格”究竟是什么，有何意义？在董的描述中，“资格”是一切的秘密：它仿佛一堵门墙，将自己隔绝在整个社会的大门之外；又如同一把钥匙，掌握它就可以打开生活所有的大门。这种认识显然夸大了“资格”的意义，但考虑到董朴垞的惨痛经历，也就不难理解。从语境看，董朴垞念兹在兹的“资格”，其实就是一张文凭，一种认定某人具备了从事某项工作能力的凭证。它纯粹只是一种形式，和真正的个人资质无关；然而，从“社会”的立场看，比起“资格”，真正的资质反而不太重要。
“资格”具备的无上威力当然并不理性，但也并非没有任何因由。它的力量来自它最后的源头：国家。“资格”代表了国家权力对一个人的认可。现代社会极度复杂，生活的所有面向都直接间接通向不同的政府管理部门，使它们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庞大网络。作为这些事项的实际用户，我们当然期望身居某一职位的操作者对其业务能够胜任愉快，但每个人的术业有专攻，实际上无法对从业者的资质做出一一鉴定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判断权信托给某一部门——通常是教育机构，而后者也无法真正地对学生加以检验，只能以形式作为标准，通过颁发文凭的方式确定大家的未来。在此意义上，“资格”构成了现代社会与国家运转的逻辑轴心。
董朴垞。
这种面向整个社会的制度落实到每个人的头顶，就成为一种自动归档机制，把不同人带入不同的路途：有的飞黄腾达，有的按部就班，有的打入另册。所以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也是一个社会对其成员进行的“服从性测试”。董朴垞当初从法政学校退学，当然有其客观理由，但从“资格”角度看，无异于对官方的否定（尽管这绝非其主观意愿）。然而一个人只能生活于“现实”之中。面对谋生的考验，他意识到这种决定的后果是自己无法承受的，遂努力要取得一纸文凭。这是他对此前“错误”的补偿，也表达了他对“社会”的服从和被“社会”的接纳。
“资格”当然不是现代概念——传统社会亦有其“格”（“破格”一词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，在宋代就很常见了），令董朴垞追怀不已的科举制就是一种造就资格的机制，“秀才”“举人”“进士”等头衔皆是“格”也。不过，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，它是一个相对简单而疏松的社会，官方只是各种控制力量中最强的一方，而实际的管理密度仍然有限，遂遗留下大量的权力空白，给了主动或被迫离开社会“正途”的人发展的空间。事实上，我们不难在文献中看到“圣贤”放弃科考、专意自修的事例——这当然仍然是少数人，但作者们多以赞赏态度提及此事，仍反映出一种具有“社会”意义的态度。
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，这种选择也已难以持续。顾颉刚在19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指出：“从前的时候，学人尚可脱离科举自己求学，现在的时候要在学校外寻许多笃志研精的人，可是寻不到了”，学生的“向上心成了一个‘要赚钱须得资格，要得资格须在学校毕业’的论式”。他的批评视角是道德性的（这并不新鲜），但仍指出了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实：“资格”、学校、谋生已经成为一张彼此贯穿、相互支撑的网络，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，无人可以逃脱。他没有指出的是，在这张网的背后，存在着一整套的现代制度体系，因而，他所批判的事实，是不能依靠个人良知的发见、修身或道德的践行所能解决的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作者：王东杰；编辑：李永博；校对：王心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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